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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2016年中国经济形势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中国经济时报  发布于:2016/5/19  本文被阅读:100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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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结构稳增长

  须加减乘除并用

  ■李文溥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未来两年,中国经济增速在投资减速的压力下还将继续下行,预计2016年经济增速将在6.5%-6.7%之间。

  提高增长率需从供需两方面入手,总量与结构问题都不可偏废,改善供给结构、效率与扩大需求两手都要抓。当前,须根据人均收入水平上升而产生的需求结构转换趋势,在去无效产能的同时,扩大投资,增加新产能,扩大有效供给。用扩大有效供给的投资扩大社会总需求,形成社会总供需之间的螺旋形上升正循环。在供给侧,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降低无效供给,而且更要根据需求对象及结构变动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效率、品质,以及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灵活适应性。在需求侧,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同时,发挥利率市场化有效配置信贷资源的作用,使扩大的信贷资源充分满足民间投资需要,通过有效投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供给侧结构调整应以新发展阶段背景下的需求结构转换为愿景指导,在做减法的同时更加重视做加法,做除法的同时做乘法,在用加法调整供给结构的同时扩大需求稳增长。

  中国经济将在

  供给侧改革中“降中趋稳”

  ■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2016年中国经济将呈“降中趋稳”态势,或呈“L型”走势。具体来说,2016年中国经济将呈如下趋势:一是GDP增速将跌至6.5%左右;二是“三驾马车”中的出口呈0%上下低迷增长,投资和消费将分别呈8%、10%左右的增长;三是经济结构继续优化,消费对GDP贡献率达到70%左右,三产占GDP比重上升至53%左右,城镇化率上升到57%左右;四是财政收入、企业利润等继续差强人意;五是资源环境压力仍然较大。

  但中国经济前景光明,因为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持续,全球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或改革、转型、创新)“三大发动机”带来的制度变革生产力、结构优化生产力和要素升级生产力还将逐步释放;消费结构还在升级中,市场潜力很大;已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本将继续发挥作用等。

  需要分别采取科学合理的短期和长期措施。从短期措施来看,需要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供给侧管理化解存量矛盾和问题,处理好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关系,防范好各种经济风险。从中长期措施来看,要加快培育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或改革、转型、创新)“三大发动机”,特别是要努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消费将成为稳定

  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

  ■连平 交通银行(601328)首席经济学家

  稳增长仍是2016年的重要工作,“十三五”开局之年可供启动的基建投资项目较多,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保持快速增长。消费增长的潜力巨大,消费市场多元化、规范化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将引领消费结构转型,生活性服务业消费增长有加快之势。消费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将逐渐提升,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预计2016年经济增长可能达到6.7%,全年经济运行呈前低后稳特征。经济结构转型与去产能持续推进,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将持续提升。

  目前经济运行的结构性问题较为突出,一方面,产能过剩问题严重,房地产行业库存高企;另一方面,经济结构转型和消费增长所需要的有效供给不足。未来需要在财政、金融、投资、产业政策以及深化改革等方面采取针对性举措,在需求端管理和供求侧结构性改革两方面双管齐下:一是实施更有力度、重点突出的积极财政政策。财政赤字率可扩大至3%左右,财政支出预算增长主要投向“促转型”、“调结构”重点支持的领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增长。二是积极有序地推进去产能和去库存。以市场化方式为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过剩产能,同时配合做好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等保障工作。三是积极稳妥地深化改革。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力度,重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市场体制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四是高度警惕并严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放开两头、管住中间”

  是能源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林伯强厦门大学能源经济与能源政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2016年对于中国能源而言,满足需求已经不是问题,可以集中精力进行改革。能源体制改革和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密切相关、相互促进,将是一个复杂渐进的过程。“放开两头、管住中间”是能源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也与价格改革相关。从能源体制上说,打破产业链一体化垄断是价格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要求,“管住中间”针对能源的自然垄断,“放开两头”是指可以在技术和资本门槛要求相对比较低的环节为民营资本提供投资机会,促进市场主体多元化竞争环境是能源价格由市场决定的基本条件,因此需要体制改革支持价格改革。

  2016年我国能源市场依然供大于求,低能源价格有益于能源改革。能源改革有两个基本前提条件:一是能源供需必须宽松;二是能源价格必须是稳定的或者是下行的。在低能源价格时进行改革,可以最小化改革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影响。

  能源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在完善能源行业政企分开、油气网运分开,电力售电侧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建成能源行业“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市场化体制架构,形成能源市场化竞争机制。改革过程中重视向社会资本开放,政府通过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逐步放开公益性和调节性以外的能源计划。

  筑牢新经济增长的基础

  ■刘刚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

  从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看,2016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仍将在底部徘徊,存在着继续下滑的可能性。做出这一判断的根据主要包括三点:一是国际市场仍然疲软;二是国内市场需求结构调整,不仅出口产品难以转化为内需,而且化解产能过剩需要一定的时间;三是包括“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和“众创”在内的供给侧政策实施需要一个过程,短期内难以转化为经济增长。

  作为“十三五”开局之年的2016年,经济工作的重心是为未来新经济增长打好基础,决不能急功近利。2016年亟待展开的工作包括:

  第一,以消费升级为着眼点,实现供给侧管理推动有效供给增长。在供给侧管理中,应当沿着消费升级的方向推动有效供给的增加。

  第二,以构建创新生态系统为导向,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在新的发展阶段,从制造向创造的转型是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力量。而要实现从制造向创造的转型,关键是以产业为主导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将为现有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第三,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的束缚,通过改革释放经济发展的活力。

  大力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

  助推经济稳中求进

  ■刘俊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要助推2016年经济持续增长,必须进一步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

  首先,完善商事法律体系,鼓励投资兴业,维护交易安全。良法是善治的前提。立法不科学会束缚资源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而且阻碍企业创新。

  其次,鼓励企业理性自治,激励企业创新,约束企业自律。企业自治是创新的前提,是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灵魂,是市场经济富有活力的秘笈。对商事主体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明文即自由”。既要鼓励公司的业务创新和产品创新,也要鼓励公司在综合考量产业属性、盈利模式、资本规模、经营规模、企业成长阶段、公司文化和投资理念的基础上,量体裁衣设计个性化章程,以完善公司治理,建立内安外顺的营商环境。

  再次,创新信用监管体制,建设法治政府,促进政府监管现代化。法律既要保护公民与企业的民事权利,又要规范公权力。

  最后,健全多元化商事争议解决机制,降低维权成本,提升维权收益。从理想目标来看,友好协商、民间调解、行政调解、仲裁和诉讼五大争议解决途径在运用的数量上依次递减,构成“金字塔”结构。

  扩大有效需求

  仍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

  ■刘立峰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往依赖需求侧管理的增长模式造成产能过剩、债务激增等问题,供给侧改革被认为是提高经济潜在增长水平、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的关键。但供给侧改革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以中国所处的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中的位置看,要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变、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还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应对2016年可能持续的经济下滑,供给侧改革有点“远水解不了近渴”,扩大有效需求仍然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

  2016年1月,人民币贷款增加了2.54万亿元,比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2009年1月份还要超出9000亿元。而国家发改委早在去年就不断加大重大工程项目投资力度,加快推进11大类重大工程包建设,两批共发布了2500多个PPP项目,总投资达4万多亿元。可见,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已经进入了十分宽松的运行轨道,主要目的在于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

  由于实施了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2016年中国经济止跌企稳可能性较大。但经济和投资能否实现反转并进入稳定增长平台,还取决于两方面关系是否得到正确处理。第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只是政府和政策发力,而市场和企业不跟进,反周期的政策措施不可能收到好的效果。要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改善投资者的预期,激发增长的内生动力。第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都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目前,地方政府融资体系正处于重构阶段,其投资能力大不如前,难以对中央政策形成有力支撑。需要不断明晰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继续推进分税制改革,拓展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

  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

  应相辅相成

  ■刘满平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高级经济师

  2016年我国经济仍存在下行压力,增速还要下滑,风险可能继续累积。当前经济的下行有一定周期性的原因,但更多还是自身经济结构的问题,呈现出结构性周期的特征。对于这种下行,我们不能期望短时间内就能解决此问题,也不能重复以前那种大规模、大范围、大手笔的逆周期总量调控措施,只能寄希望于结构性改革和结构性调控。为此,我建议:

  一是要更加重视预期管理和引导。预期是微观市场主体经济行为重要参数,进而构成宏观经济运行重要变量,当前由于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因素增多,特别是在网络信息十分发达的环境中,社会上存在诸多不利预期,众多不利预期会影响到社会的信心和宏观政策实施效果,因此需要加以引导和管理。

  二是拿出破釜沉舟的胆略和勇气,加快建立过剩产能退出和市场出清机制,把沉淀闲置的资源解放出来,加大力度清理“僵尸企业”。

  三是多措并举降低社会成本和企业负担。例如,进行实施结构性减税;适当降低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费比例;降低融资成本等。

  四是积极防范和化解国内可能爆发的金融风险。政府须提前谋划,加强防风险能力建设,通过“隔离损失”、“债务重组”和“释放局部风险”来有序缓释和防范系统性风险。

  五是在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不能放弃需求侧改革,供给侧与需求侧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目前我国需求侧的潜力尚未完全开发出来,还有进一步挖潜的空间。况且,在传统投资领域空间和效率下降的同时,需要在有消费支撑和促进技术进步的领域加大投资,优化投资结构,确保总需求稳定增长。

  2016年的发展与改革

  是对我国经济政策

  制定和治理的全面考验

  ■刘守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

  2016年仍将是中国经济继续探底的一年,形势比去年要更加复杂和难以应对。在应对2016年经济困境时,理论上要对中国经济下行的历史性和特殊性进行深刻分析,有利于制定更正确的政策。一是坚定这一轮经济下行是增长阶段的转换,而不是周期性波动,从而坚定信心从中长期根本解决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二是要认识到这轮经济下台阶的特殊性,一方面是从来没有下那么大,需要有缜密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来化解由此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是这个台阶下得也不正常,具体表现是,传统发展模式阶段会因政府主导把经济增速拉得过高,进入新常态以后政府不作为又使下滑得过大。如何弥合一高一低是对政策的历史性考验。

  2016年的发展与改革是对我国经济政策制定和治理的全面考验。要在全面分析和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充分释放增长潜能和空间,以应对经济下行,减少阵痛。从调查来看,由于消费者需求变化,一些行业的市场需求增加,经济机会涌现,只要提供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民间投资就会增加,带来新的增长点;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正在加速进行,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产业升级越顺畅,这些区域有望率先从下行趋势中走出,继续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火车头;一些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处于进行城市更新阶段,城市更新、城市集聚和增强城市之间的连接性,会带来巨大的财富和增长机会;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连接带动要素流动加速,机会增加,农村地区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农村地区空间可以为发展释放动能,农业服务业化和农村制造业发展,为产业拓展提供机会。

  深化财税改革是复杂形势下

  供给侧改革的基础

  ■刘小川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执行院长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供给侧改革的提出恰逢其时。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一是如何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二是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显然这场改革的基础性建设重任来自于财税改革。供给侧改革包含三个层面,或需要解决三个问题,即市场供给、体制供给和全球链供给。欲奠定改革的基础,需要财税改革率先发力,为供给侧改革的三个层面提供支撑与保障,因此供给侧改革离不开财税制度改革。

  在市场供给层面,过去全方位的财税扶持政策应该逐步减退,同时加强财税调控政策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在体制供给层面,应重点聚焦于国有资产管理机制改革(包括国有企业)、行政事业单位职能转型改革以及财税治理方式的创新改革;在全球链供给层面,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中国影响日益增强,财税制度需要在“一带一路”战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要素国际化流动方面予以匹配和支持。

  “十三五”期间,我国财税制度改革的思路,可以从四个方面切入并持续推进:一是财税法规体系建设;二是民主财税制度建设,包括决策民主、运行透明、社会监督等方面;三是财税体制深化改革,重点改革领域包括分税制的完善与规范、央地财政关系的协调以及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四是公平财税制度建立,主要包含全覆盖的社保制度、公平税收负担制度以及政府债务的风险防范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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