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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新常态是一场巨大的变革
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搜狐财经  发布于:2015/1/4  本文被阅读:15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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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大家都在说新常态,前不久国家发展研究院还办了一个新常态论坛,您是怎样理解新常态的?

黄益平:

  我理解新常态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有问题。温家宝前总理曾经说我们的增长模式是不协调的、不平衡的、低效率的和不可持续的,多年来政府一直想把模式转过来,但是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未来更加平衡、更加高质量的增长,应该就是下一步经济新常态的一部分。第二方面,新常态可能也包括告别过去的发展方式,就是在低收入阶段,依靠低成本、靠大量的资源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但现在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直接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陷阱,以后要靠创新和产业升级来维持经济增长。所以说,在我看来所谓的经济新常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增长模式转变,二是超越中等收入陷阱。

您觉得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经济算是进入了新常态?

黄益平:

  我想这是一个过程。很难明确说从什么时候进入了新常态。我自己的看法是变化已经在发生了。举个例子,我们看到增长速度已经在不断的放慢,政府、社会各界似乎也开始接受低于8%的增长。另外一方面,我们看经济结构也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比如外部账户的失衡几乎调整已经完成,消费占GDP比重在增加,服务业、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制造业、第二产业的比重,收入分配已经开始得到改善。也就是说走向经济新常态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但是这个过程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过去我曾经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分析,所谓的增长模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跟我们两个改革的双轨制有关系。第一个就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双轨制。双轨制的好处就是保证平稳过渡,不是在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关掉,这样会导致失业、经济活动滑坡等等问题。我们的做法是先把国有企业保护住,但是让民营企业更快地发展。这个策略相对比较理想,因为它令发展路径相对比较平稳。但是它也有重大的问题,虽然随着改革深入和经济发展,国有企业的比重会降低,但是它的宏观效应却没有减少。

  在1990年代,国企出现了全行业的亏损,后来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策略,但国企全行业亏损,还导致了另外两个问题。一个是1990年代初财政收入占比大幅度下降,几乎酿成一次财政危机。另外一个是1990年代末银行的不良贷款占到30%到40%。这些问题说明第一个双轨制也就是国企与民企之间的双轨制也造成了一些后遗症。抓大放小以后解决了一大部分问题,但其实没有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我们今天还在讨论国有企业改革,其实是说这第一个双轨制落下来的问题现在仍然需要解决。

  但是第二个双轨制讨论比较少,这主要是我自己做的一些研究,也就是产品和要素市场之间的双轨制。改革三十几年,产品市场都放开了,要素市场扭曲很严重。要素市场扭曲体现在对劳动力市场有干预,比如户口制度,对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区别对待。在土地市场,我们大家都知道,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城市土地是国家所有,转换使用方向和拍卖、出售都要有政府介入干预才能实现。能源价格的决定受到政府直接和简介的的干预。最严重的政府干预应该是在金融市场,中国的金融扭曲政策在全世界都属于是最严重的。

  所有这些要素市场扭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普遍地压低生产成本。普遍压低生产成本的一个后果,实际相当于向企业提供变相的补贴,变相地补贴生产者、投资者和出口商,但同时向居民变相地征税。也就是说,三十几年的改革,这种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有一点类似于从居民向企业的收入再分配过程。更细一步说,其实是从中小企业向大型企业收入再分配的过程,从穷人向富人收入再分配的过程。这样一个特殊机制的结果就是投资的激励很强、出口的激励很强、生产的激励很强,但消费跟不上,收入分配不公平,环境污染、资源利用效率比较低等等。

  我们过去看到的增长模式有两面,温总理说的不平衡、不协调、低效率和不可持续的特征,只是一个方面。但这个增长模式还有另外一面,即每年保持10%的经济增长,实际它是很成功的,甚至被成为经济奇迹。这两个方面实际是同一个增长模式的两个表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增长模式?我觉得根源就在于我们不对称的市场化策略,也就是第二个双轨制,或者说非常严重的要素市场扭曲。

  不过现在我们已经似乎看到走向经济新常态的迹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收入分配好像已经开始改善,消费比重在上升,服务业开始加速发展,外部经常项目顺差已经降到非常低的水平。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改变主要是因为劳动力市场变化引起的,就是劳动力市场状况已经从过剩变成了短缺。从2004年到2014年,民工工资平均每年上升15%,这个变化其实对经济结构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工资一上升,投资回报下降了,生产利润下降了,出口竞争力下降了,所以经济活动开始放慢,但是居民收入增长开始加速,消费比重开始增加。穷人靠工资收入,富人靠投资回报,所以我们的收入分配也改善了。而工资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不是政策发生变化。主要是市场本身的变化。

  但下一步的经济模式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要素市场放开。也就是把做了半拉子的工程做完,把剩下还没有放开的市场放开。这项工作主要集中在要素市场,土地市场、能源市场、资金市场,当然也包括劳动力市场,比如户口制度改革和社保体系改革等等。不过所有这些改革中,最核心的可能是金融改革,这不仅因为金融扭曲是所有要素市场扭曲中最严重的,同时也因为对市场经济来说金融的有效运作至关重要。

  但金融改革有一个前提:国有企业改革的有效推进非常重要。举个例子,我们要利率市场化,但是利率放开来,国有企业行为没有改变,软预算约束没改变,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就不太好说。这是一个方面。这些改革都会推进,到底能推多少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我想这个方向很清楚。第二个,也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但是最后结果还不知道,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问题。过去我们很多有竞争力的企业,现在都没有竞争力了,这和我前面说的劳动力市场变化也有关系。经济发展以后,成本大幅度提高,过去靠低成本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我们做的很好,全球制造业中心,生产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现在已经不行了。所以下一步怎么做?能不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往上走?我觉得还有一些不确定性。

如果按照您刚才说的,对要素市场的扭曲进行改革,经济增长会增高还是会降低?

黄益平:

  从增长速度趋势来看,增长速度往下走,我觉得是必然的。我们国家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因素,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因素。第一,过去劳动力一直在不断的增长,农村向城市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源源不断,现在没有了。而且从总量来看1998年刚刚提出保8的时候,我们劳动人口每年800万的增长,现在是每年300万的减少,这就意味着总的劳动供应增长速度已经明显下降,所以经济增长速度会回落是很正常的。第二,我们其实在过去相当于不断向企业提供变相的补贴,现在这些补贴要取消掉,它实际会意味着有一些经济活动会放慢,所以我的看法是从短期来看,我觉得放开要素市场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滑的压力。但是如果改革真的全部都推下去,增长在一定时期内适度回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改革?是因为政府扭曲很多。扭曲的一个直接后果必然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当,效率降低。国有企业其实贡献的工业产出只有20%左右,但它拿走的银行贷款有40%到50%,也就是说资源配置和产出是不匹配,资源配置不是很有效。现在要做的是利率市场化、金融改革,也许以后资源的配置和生产结构更接近一些,实际上是能够提高总体效率的,但是短期内可能会把增长往下压。我们都知道,国有企业,尤其是有过剩产能的企业,你让它一下子把资金供应给断掉了,经济肯定有往下的压力。把钱拿出来给有效率的非国有企业,应该说以后它们总体效率是提高的,但是这会有一个过程。

  所以要素市场改革是使经济增速短期内往下,在一定的时间滞后之后可能会短期性地往上恢复。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世界银行在今年上半年做了一个经济展望报道,提到一个很简单的数字,我们去年11月份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决定60条,他说如果60条全部落实下去, 2014年的增长速度会下降0.3个百分点,但是到2020年的时候因为那些效应都发挥出来了,增长速度会上升2.3个百分点,这是很明显的。蔡昉他们也做了这个研究,就是关于人口政策、户口制度等等,他们认为如果在那些方面做很多政策改革的话,就是说他们所称的改革红利,其实有可能使得增长回升1到2个百分点。

  我自己最近做了一个研究,就是我们看金融改革以后,会怎么样影响中国经济。我们得出的结论其实大致差不多。如果真正把改革推下去,我们的GDP增长可以反弹0.7到1.4个百分点。主要是过去的政策扭曲导致了很多资源配置不当,你把它给扭转过来了,一个是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另外一个可能就促进了企业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等等,所以其实说的是一个改革效应的散发。但是这个不会改变从长期来看增长速度还是要往下走。

现在政府提新常态,有没有包含对政府和市场各自定位方面的一种新的看法

黄益平:

  关于新常态,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官方并没有特别明确说是什么样子。我的理解,从经济角度来看,要跟过去的增长模式和发展方式告别,这里头必定会包含政府与市场的重新定位的问题。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官方语言说,就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

  习主席最近经常说的,第一是增长减速要有定力,第二是改革第一增长第二。改革第一增长第二,改革改什么?三中全会60条,其实核心是进一步市场化,里头说市场机制要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以后要更多的让市场机制来决定要素的配置、资源的配置。所以我想方向应该是很清楚的,就是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他也说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并不是说以后政府就不发挥作用了。至于政府怎么算有为,其实还是有很多争议。但是我想从三中全会的决定,从最近政府在干的一些事情来说,比如说简政放权——国务院一直在减少行政审批的项目等等,这样看起来方向似乎很清楚,就是政府要更多放权给市场。放多少、够不够,我们现在可能还需要再观察。

如果说新常态是应该去追求的,您觉得它能够维持很长时间吗?在新常态中会不会出现其他的困难?克服这个陷阱之后会不会有其他的陷阱?

黄益平:

  这两个问题都不太好回答。

  会持续多长时间?新常态从经济方面来说其实就是改变两个发展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过去依靠投资、依靠出口、依靠压低生产成本,从而推动快速工业化的增长方式,以后要改变,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第二个特征是我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过去靠低成本、大量资源投入,以后要靠创新、靠技术进步。从这两个方向来说,它是一个持久性的变化,不是一个短期的变化,其中也不排除有一些因素可能是短期性的。举个例子来说,也可能以后投资的比例要回落,但这个并不是说无限制的回落下去。

从GDP增速来说,新常态是否也对应了一个增速区间?

黄益平:

  这个区间也会随着时间变化,增长速度不断地往下走,我相信从决策者的角度来看,这也是新常态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增长速度逐步放慢,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目前的情况下,经济自身能够支持的、维持的增长速度似乎在官方的目标以下,因为政府一直在微刺激,微刺激的措施稍微松一松,增长速度就开始往下掉,那说明什么?说明你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增长速度其实比这个要低。

就是说政府还是有一个区间目标?这个区间目标还会不会继续下调?

黄益平:

  从目前来看这个区间还是太小。官方其实是有说法的,我们现在正好处在增长速度的换档期,过去是10%、8%以上,现在开始往下走。我们现在不知道停在什么地方比较合适,所以决策者提出来所谓的区间调控。我其实非常赞成区间调控的思想,因为点调控其实有时候有点太僵化了,区间调控的好处就是说政府不知道准确的调控点在哪儿,它就画一个杠杠,上线只要不引严重的发通胀问题,下线不引发严重的失业问题,只要增长落在在这个区间里头,政府都是可以接受的。

  现在的问题是两个:第一,似乎我们现在画的区间远远高于经济本身会自我稳定的水平。第二个,区间太小。总理年初说我们GDP增长目标应该是在7.5%左右,说实话我一直没搞明白7.5%左右到底是多少。有一些官员解释说应该在7.3%到7.7%,因为7.2%就不是7.5%左右而是7%左右。不管怎么解释,相对来说,这个区间比较窄。

  更重要的是你看我们第一季度的时候,GDP增长是7.4%,我们都看到了,全国各级政府都紧张的不得了。也就是说,政府说的是增长目标在7.5%左右,但大家想要的还都是7.5%,并不是说7.3%也是可以的,或者是7.4%也是可以的。

  我觉得现在还没有真正形成区间。这背后一个可能的问题,也是现在争论比较多的,就是目前增长减速到底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如果真的是周期性的,那么我觉得政府采取措施,把目标定高一点,似乎说得通。

  但我觉得导致当前经济增长减速的,结构性的因素可能更多一些,这意味着光靠刺激解决不了问题。我自己就能看到起码有三个方面的理由:第一个,我们过去保8保这么长时间,实际有一批企业是只有在增长速度8%的时候才能生存,低于8它们就活不下去了。我们在研究中把它们称之为温室企业,在温室里可以成长,温室里头气温一下降它们就死掉了。这是很多外国投资者不能理解的现象。他们说我们经济2%、3%增长,我们都挺好的,你们经济为什么7%,你们好像就叫苦连天的?其实一开始我也不理解。后来我理解,其实是有一批企业8%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微利企业,恰恰因为我们每年都保8,它们活着没问题,但现在到8%以下,微利变成亏损。这是第一个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这些企业遇到困难,甚至要关门,很难逆转,我们现在不可能再保8%。

  第二,过去的4万亿刺激政策,大家都已经说很多了,比如说造成产能过剩和产业大萧条,危机以前平均产能过剩是25%,现在是35%,你可以想象这些企业它们怎么活下去,肯定就很困难。

  第三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很多沿海地区民工工资,十年前我去调查的时候都是1200块钱,现在4000块钱一个月都留不住工人。这意味着过去做得很好的企业现在做不下去了,它们需要产业升级,这个产业升级不是说周期性可以解决的。

  我的结论是,中国能不能实现总理说的中高速经济增长,我觉得有可能,但实现中高速增长要通过改革,就是我们前面提到那些改革来提高效率,来促进技术进步,而不是通过追求新的刺激方案。

您刚才说的温室企业确实挺有意思,本来说,GDP增速要靠企业干出来,结果现在要刺激GDP出来保企业生存。您在投行的时候已经非常著名,刚才您也判断了现在经济减速是结构性的,网友对您的短期预测也是非常感兴趣,您觉得下半年剩下时间的宏观经济会是什么样的形势?

黄益平:

  经济往下行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尤其8月份的数据其实非常糟糕,从进口数据,从电力消耗的数据,从银行信贷、社会融资总量的数据,和工业生产的数据,都能看到经济非常疲软。这也是我前面说的,只要微刺激力度一减轻,经济就下行,下半年就是这样。现在还有一个敲不定的、很难判断的因素就是房地产下行的压力。我觉得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

  接下去可以判断的是,微刺激的措施应该还会陆续的有,因为政府对于现在接受远远低于7.5%增长率似乎有一定的难度,不是特别愿意。我想慢慢它会看到,增长速度往下走,但劳动力市场也是很好的,这个对它来说是一大安慰,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安慰。所以我的大致判断是增长速度往下走的压力还是比较大,政府、央行还是会采取一些措施,但它似乎在一直极力避免全面宽松,因为不想走过去的老路。这样的话,全年的增长低于7.5%的概率比较高,除非是国家统计局帮忙。
您刚才说到金融改革、金融市场的重要性,您怎么评价周小川在任上的作为?
黄益平:
  我很佩服周行长。过去十几年来,我觉得他作为一个中央银行的行长,坚持货币政策相对专业的决策,特别是严密监控通胀和金融稳定的风险,他做得很好。而且他对于提升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包括与国际央行官员保持良好的友谊与沟通,在中国央行行长中是第一位。大家都很尊敬他。。。。。。但是央行的事情,我们也都知道,其实并不完全由央行自己决定,所以评价周行长的工作不能单纯看货币政策做得怎么样,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是作为一个比较专业、学者型的官员,我觉得他做得是非常好的。
但是在您一贯呼吁的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方面,周小川做的并不太多?
黄益平:
  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还是在不断的往前推进,但确实是比我们期望的要慢一些。最近周行长也说利率市场化也许一到两年就推行了。我觉得进程可能是慢了,但是不是央行的问题,这很难说,因为推进市场化其实需要一系列其他因素来支持。
  举个例子,利率市场化有一个最重要的简单的条件是要引进存款保险制度,但到到现在还没推出来,我相信阻力不是在央行,而是在其他地方。所以,我们评价央行的工作和央行行长的工作,不能简单的看这个工作做得怎么样。很多重要政策的决策权都是在国务院,其他政府部门对金融改革这个决策过程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
陈志武老师也说过,在他接触官员当中,他觉得央行官员算是市场化观念最强的,您有这种感觉吗?
黄益平:
  我觉得应该是。央行在周行长任内一贯都是这样,他当行长期间吸引了不少有市场经验、有国际经验的专家,央行里头有很多司局级干部观念比较倾向于市场。我自己跟其他部门的接触没有像跟央行官员的接触那么多,我大致感觉央行这些司局级官员,包括一些年轻的处级官员,水平相当高。
我看到您在其他场合还表明过,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在金融而不是在就业,且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经历过大规模金融危机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您认为中国还会继续保持这个例外吗?
黄益平:
  不好说。长期保持从来没有发生很严重金融危机的国家,这其实应该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金融危机总会以你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金融危机的发生其实是一个常态。事实上你说我以前说过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过严重危机的新兴市场大国,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我们没有发生过显性的金融危机,但也有很多人认为我们1998年的时候其实是发生了一场银行危机。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在30%到40%,在任何国家这就是一场很严重的银行危机。我们没有爆发出来是因为政府把它给托住了,所有坏帐都变成了政府负担。国际收集的关于金融危机的数据不太一样,有的是把1998年看成是银行危机,有的不把它看成,因为它没有爆发出来。
  我们以后能不能一直长期避免金融危机?我觉得其实很难。金融放开来的好处是会提高效率,举个例子,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最大的好处可以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可以更好地给风险定价,也可以增加很多投资机会,所以它应该是能够大幅度提高福利和效率的举措。但问题是你放开来,就必定意味着不确定性会增加、波动性会提高。利率放开了,利率一波动,对于企业、金融机构都有一些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放大就是风险。跨境资本流动也是一样,有进有出应该是一个好事情,但有的时候进来多了,出去多了,对金融体系造成风险。所以金融风险在新兴市场国家应该是一个常态。
  反过来有人可能会有人说那你不要改革不就可以了吗,我判断,不改革其实金融风险也在快速上升。我们都看到地方平台已经变成这样子了。我们的影子银行为什么做这么大?其实就是正规市场的金融干预已经很难持续。为什么大家都去做表外资产?因为银行、投资者、企业不愿意在利率管制的环境下做交易,所以都到表外边去做。说好听一点,表外资产业务其实就是一种变相市场利率市场化,客观来说你管不住的。而在过程当中,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很多风险,包括像热钱流动。热钱流动是什么意思?你是有资本项目管制的,但是钱还是在不断的进来出去,其实你也是管不住了。
  在这个情况下:第一,不开放已经不是一个选择,或者说不开放也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我们今天说中国的金融风险其实很大,但是今天的中国金融风险似乎看起来更多是一个流量的问题,不是一个存量的问题。所谓的存量问题就是地方平台也好,影子银行也好,商业银行潜在的坏帐也好,这些数字加起来,中央政府还是有可能能解决它们,从目前来看应该还是有可能解决。但问题是,如果这些机构的行为不改变,政策扭曲不改变,它们的坏帐越来越多,负担越来越大,总有一天中央政府有兜不住的时候。现在中国金融当中最大的问题,是所有的机构都在透支中央政府的信用。地方平台,大家都买它的债,大家都觉得几乎是无风险的利率,为什么?并不是说这些项目都很好,而是说反正不行了中央会保它们,会给它们兜底。这样的情形如果延续下去,最终的结果肯定是会有兜不住的那一天。当然兜不住也不见得就全部都崩了,更可能的是像日本那样,政府全把它兜下来,兜下来的结果是负债这么高,没有钱支持经济增长,大家也没有投资的信心,经济停顿,“失去的20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得到解决。
  但是有风险也并不就一定就是世界末日。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出现过金融不稳定,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是把金融监管搞好,尽快改善,尽快解决一些目前碰到的问题。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要人为的去放大金融风险。举个例子,现在确实有很多地方平台状况不好,我们要打破刚性兑付,但也不能说一夜之间全不管了,它很快就会放大成一个金融危机。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过程。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了金融不稳定甚至金融风险,第一,有办法把这个伤害控制到最小;第二,利用金融危机帮助我们改善、改进金融体系的健康程度。国际经济学界有一个说法,叫不能浪费一次危机,所以有危机当然不是一件好事情,但也并不是世界末日,如果我们能利用金融危机把金融体系建设得更健康,其实对改善长期增长可持续性是有好处的。
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您的观点,这些利率管制、金融管制,其实没有管住风险,风险换一种形式表现了,但是它管住了效率,可以这样理解吗?
黄益平:
  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原来的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是把风险给管制住了。举个例子,很多人说如果中国的金融体系在1978年以后就完全放开,那么到现在我们可能已经发生过很多次金融危机了。这一点在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表现更明显,当初若没有资本项目管制、没有政府全盘托底,肯定已经发生了金融危机,因为当时银行的坏账率达到了30-40%。所以也可以说那些管制阻止了金融风险的爆发。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你说的这个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突出,效率损失越来越严重,更重要的是现在管不住了。民间变相的利率市场化比如影子银行其实也可以看成是一种自发地改进效率的行为,但同时它还会带来风险,自发的市场化行为没有相应的监管跟上,也许它的风险其实更大。
关于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这么慢,您刚才说到可能是其他利益集团或者部门利益的原因,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央行一直觉得利率市场化没有到时机,但是也许在他们等待时机的过程中,其实已经错过很多时机?
黄益平:
  这个事情不太好判断。我们只能说利率市场化和汇率改革的步伐确实走得很慢。但是在历次政策讨论和辩论当中,我们发现央行其实每次都是走在前面的。举个例子,我们过去两三年一直辩论资本项目开放的问题,央行的观点一直相对激进,一些学者反而相对谨慎。所以在我看来,政策有没有错过一些机会不好说。不过,自发的、变相的利率市场化和跨境热钱流动变得这么活跃,可能意味着改革已经拖了太久,拖过了市场可以接受的程度。
  但是这种做法是不是一定有问题?也很难说。金融改革讲究次序,改革有先有后,不管三七二十一放开来,其实是很危险的。社科院余永定教授就主张改革要稳步推进,但也要有个次序,我个人比较赞同他的观点。我觉得往前走是必定无疑的,但现在的问题是,恰恰在很多领域条件都还不具备,比如要利率市场化改革,但存款保险到现在也还没有做起来。
  不过另一方面,余老师自己曾经也说过,人民银行的官员似乎在市场化的观念上比较激进,但在真正落实政策的时候,似乎并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激进,这是因为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比较小心、还是因为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受到很多其他力量的牵制?我们不知道,不好做这个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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