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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铭:重建学术期刊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来源:新华网  作者:新华网  发布于:2016/4/29  本文被阅读:62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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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信力,《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使公众信任的力量。公信力的概念在中国使用时间较短,2003年以后才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主要有“信用”观、“资源”观、“能力”观、“信任”观,这些观点分别从某一个侧面揭示了公信力的内涵。综合这些研究,周治伟对公信力做出这样的定义:“公信力是指公共权力领域与公民社会领域中以组织形态存在的行动者(公共机构)及其具有‘公共性’的抽象存在物(主要包括语言、制度、权力、货币、真理等)因赢得公民的普遍信任而拥有的权威性资源。”公信力的权力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传媒、司法、组织,这些公共机构的行为不仅关涉到自身,更重要的是具有公开和公共的影响。由此,我们认为“公信力”的本质意义在于:第一,公信力映射的是一种公共权力,非公共权力也就无所谓公信力;第二,公信力是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而形成的信任资源,既是一种社会系统信任,同时也是公共权威的真实表达;第三,公信力指的是权力客体对权力主体在公正、公平、守信等方面的评价,获得权力客体信任、信赖的权力则具有公信力;第四,公信力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的非均衡性特征,决定了权力客体的弱势地位,一旦权力主体出现诚信、公正问题,必将导致信任的破裂。权威性,是指权力部门发布的信息或做出的决定是否具有相对的不可质疑性,如果这些信息和决定经常遭遇质疑,则不具权威性。公信力是权威性资源之一,一旦受到损伤,便会造成较大面积的“信任危机”。 

      就学术期刊而言,所谓“公信力”,当然与其掌握的权力有关,而其所掌握的权力实际就是学术成果的评价权,能否公平、公正地对待(评价)作者及其作品,是衡量其公信力的标准。所谓“权威性”,则是指其发表的学术成果的学术意义或贡献不会令人生疑(并非指不可商榷),创新性成为当然的标准。公信力与权威性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都是针对期刊可信度的判断,但侧重不同。“公信力”更多地指向学术期刊的运作过程的公平、公正乃至公开;“权威性”更多指向学术期刊发布的学术成果的质量和影响力。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期刊则是学术成果最重要的传播平台。今天中国的学术期刊虽不至已完全沦为私器,但毋庸讳言,已陷入学术利益的泥淖之中,这是不争的事实,学术期刊正在遭遇公信力和权威性的空前危机。因此,要维护学术作为天下公器的本来属性,重建学术期刊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学术期刊公信力和权威性危机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造成危机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挽救危机并重建学术期刊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这是亟须学术期刊界、政府管理部门和学术界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一、学术期刊“乱象纷纭”及其根源

  

   如果说,学术期刊公信力和权威性出现了危机,那么,一定是公信力和权威性的来源出现了严重问题。一般说来,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来源于其受众的信任和服膺,在这方面,学术媒体原本较之公共媒体具有天然的优势,因为公共媒体人与其受众(社会大众)不属于同一社会团体,要获取后者的信任需要多方努力;而学术媒体大多属于某个学术共同体,媒体人与受众是同体的。但是,在中国出现了例外,学术期刊体制不仅造就了期刊的“行政级别”,还有所谓“职业编辑”,加之众多的综合性期刊不再属于某一学术共同体,受众与期刊的疏离难以避免,这就为学术期刊公信力和权威性来源的断裂埋下了伏笔。可见,首先是学术期刊体制对公信力和权威性的直接影响。在很多时候,体制决定了一切,在这样的期刊体制下,造成公信力和权威性断裂的其他原因就乘虚而入了。

    学术期刊公信力和权威性的断裂与学术期刊乱象纷纭基本上是同时态的。随着市场经济中的不良现象向学术领域的不断渗透,随着以量化为主导的学术评价越来越强势,学术期刊受到了双重压力的夹击,由原先的边缘地带被推向风口浪尖,屡屡成为被质疑、被抨击的对象。早在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报》就发表《祛痈扶正,学术期刊治理势在必行》的报道,记者在文中指出:学术期刊乱象纷纭,存在买卖版面、违规增刊、页数增多、“假刊”、虚假引用等现象,“诸多乱象是期刊异化的产物,严重败坏期刊自身形象,玷污学术风气,令学者深感忧虑乃至愤怒”。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期刊,显然不公平。不过,现状确实堪忧,在某种意义上说学术期刊得病了,而且还病得不轻。在笔者看来,主要存在以下乱象。

  

   乱象之一:“假刊”牟利

    “假刊”现象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据《法制日报》2001年报道,河北省《承德医学院学报》某些编辑人员为了捞钱,竟私自出版盗版学报,受到了新闻出版部门的查处。据《中国青年报》2013年报道,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早在2000年就已合并至北京交通大学,但《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仍在出版,每月出版3期,收取版面费。为骗取外界信任,该学报还伪造了《期刊出版许可证》和学报官方网站。《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共刊载259篇论文,涉及除港澳台外的31个省(区、市)的340名作者,其中既有副教授、教授,也有小学甚至幼儿园教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查明这是典型的“假刊”,根本不具备法定出版条件,因此依法予以注销。

  乱象之二:增刊泛滥

   增刊是指由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批准后在正常刊期外增出的刊物,原本是为了解决刊物因刊期、篇幅所限,导致供过于求矛盾的一种变通办法。根据有关规定,每本合法期刊,一年可以出版1~2期增刊,并可适当收取一定数额的工本费用。由于增刊的主管单位、主办单位和刊号都与正常周期出版的刊物完全一致,不能称之为非法出版物或违规出版物,所以具有一定的“官方”背景和市场需求。不少学术期刊看到了“商机”,争先恐后地出版增刊。一时间,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增刊:有待价而沽,不计稿件质量,只要给钱即可发稿的增刊;有出让增刊编审权,由某组织或个人买断编审权的增刊;有由几个编辑分版承包组稿合成的增刊;有企业或单位赞助因而也主要刊发这些单位作者文章的增刊。学术期刊出版增刊,既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有“职称稿件”的压力,致使一些质量低劣的文章得以发表,并堂而皇之地以合法身份进入学术资源库中。2005年,教育部曾通报批评《现代中小学教育》滥出增刊,以此作为创收手段,“严重损害了高校期刊界的形象,腐蚀了编辑队伍,破坏了出版工作秩序,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2012年,文学期刊《大家》违背办刊宗旨,擅自出版理论版,刊登论文,牟取钱财,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结果遭到停刊整顿的处罚。

  乱象之三:买卖版面

   据了解,国内自然科学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因纸张、出版及发行费用急剧增加,绝大多数科技期刊出现亏损,且数额日益增大。为解决这一棘手问题,1988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出台了《关于建议各学会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的通知》。通知称:“各学会的学术期刊是各学科领域全国同行共有的论坛和财富。在经费问题上,除受托承办单位给予支持外,还应该争取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支持。收取论文版面费是合理的,也是可能的。因此,建议各学会的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不过,通知还特别强调学术期刊“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形式出卖版面,使期刊质量受影响”。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买卖版面的始作俑者虽无从查考,不过搭车跟风的现象却屡见不鲜。跟风者之所以热衷于“跟”,归根结底是利益驱动。其实,国内办得比较好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都不收版面费,恰恰是一些经费短缺、学术水平差的期刊收取版面费,刊物越编越厚,论文越发越短,钱越收越黑。论文买卖,买了利益卖了学术,发表的多是粗制滥造的学术垃圾,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乱象之四:学术平庸

   有人以“井喷现象”形容学术论文近年的生产和发表。在这种虚假繁荣的背后,是数量与质量的不成正比,是学术质量不高、学术观点雷同、论证重复的平庸之作泛滥,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大量发生。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的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统计显示,1997~2007年的10年间,在前145个国家中,中国论文总数排第13位,论文引用数排第6位,但单篇论文的平均引用数却位居第117位;尤其在2000年以后,在论文总数加速增长的同时,单篇论文的平均引用数却下降至世界第124位。学术平庸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低水平重复、肤浅分析和把学术变成“娱乐至死”的舞台,其本质特征是思想能力的缺失,阿伦特称之为“平庸之恶”。平庸之作表面上看具有某种吸引力,其实是无聊的伪学术,不可能长久。音乐教育家托马斯?塔珀曾这样评论:“平庸的作品最初会使人很开心,甚至会迷住我们,但很快就会让我们厌烦,使我们以后几乎没有耐心去听它。”学术平庸对学术的蛀蚀,比学术不端更为普遍、更为严重,因此也更难揭露、更难治理。学术平庸与鸡肋期刊,互为因果,恶性循环,这是对学术生态的巨大伤害。所以,不少有识之士呼吁:拒绝平庸,超越平庸!

   乱象之五:虚假引用

  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的发布平台具有学术评价的功能,同时作为期刊主体又是被评价的对象。专业评价机构借助行政权力部门的青睐,高举“量化评价”的指挥棒,通过采集各种引文数据对学术期刊分等定级,并发布排行榜或排名表,一时间搞得周天寒彻,进入者弹冠相庆,落选者垂头丧气。有的期刊为挤进核心期刊的行列不惜造假,拉帮结盟互相引用对方的论文;有的期刊要求作者提交的论文必须引用本刊发表过的论文,以提高影响因子;有的期刊公开悬赏学者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引用该刊的论文,每条“奖励”500元;有的期刊为不跌出排行榜或排名表,甚至施加各种糖衣炮弹;有的期刊为了迎合核心、来源期刊评选的偏好,更在选稿、用稿和参考文献等方面投其所好,逐渐丧失了学术个性和活力。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假刊”牟利、增刊泛滥、买卖版面、页数增多、虚假引用等现象,看似乱象纷纭,各不相同,但从中都可以看到利益纠葛清晰的影子,这是诸种乱象的共同动因。近年来,学术期刊与学术乱象、权学交易和钱学交易等不良风气越来越多地联系在一起,确有少数期刊人难辞其咎。他们丧失了道德底线,把学术期刊作为谋取私利的资源,暗箱操作越来越多。“毋庸讳言,某些二次文献期刊及其某些编辑的职业操守是令人怀疑的,如某些二次文献期刊要求原发刊购买其广告版面或增加订阅,更有某些编辑人员将二次文献作为谋取私利的资源。对于这些无理要求,部分期刊为了获取较高的文摘率,不得不屈从,甚至主动迎合。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有些学术水平很高的学术期刊,二次文献却很少;而有些学术水平非常一般甚至是低水平的学术期刊,其二次文献率却不低。如果说,在选稿标准上投二次文献期刊所好损害的是学术研究,那么,对二次文献期刊无理要求屈从和迎合,就在损害学术研究的同时还污染了学术空气。”少数编辑与无良“学者”、学术“掮客”沆瀣一气,内外勾结,编发关系稿、人情稿、收费稿、垃圾稿,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沦为学术腐败的推手。

   必须指出的是,与学术期刊乱象同时存在的是学术乱象和评价乱象,三者之间是有紧密关联的。事实上,学术功利主义笼罩着整个学术生产体制。当下的中国高校,可量化的学术研究被抬高到空前的、过度重要的位置。“学校是否优秀,教师是否能够升等、研究生是否可以毕业,科研的成绩单成为最重要的衡量指标。老师的教学可以马虎、学生的毕业论文可以勉强通过,但只要有相当量的论文发表,便一俊遮百丑。多数高校对教师的年度考核和升等要求,都有严格的论文发表量规定,而一个大学每年的论文发表篇数,都影响到官方和民间的各种大学排行榜的位置,是大学领导政绩工程的核心部分。于是千军万马写论文、拼数量,就像大跃进时期的全民大炼钢铁,产量是最重要的,而质量如何,倒是其次的。”功利主义太重,学风浮躁,就会急功近利:急于发文章,急于拿学位,急于出专著,急于评职称,急于争课题,急于成名家。在这一切的背后,可以清晰地看到:“以科研资源分配和管理为中心的科研体制造就了一条交汇着学术权力与利益的链条,其顶端是掌握资源分配和管理权的行政权力部门,底端是仰仗资源而从事学术研究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作为学术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学术评价以与学术研究逐步分离为代价,在经历了五个层次的蜕变后,其与学术研究的同一性不仅彻底终结,而且凭借行政权力部门的采信,成为凌驾于学术研究之上的一种权力——评价权力,从而完成了连接两端的‘桥梁’身份的转变,成为学术权力和利益链上的重要一环,而促成评价蜕变的正是科研体制。伴随学术评价的这一蜕变过程,以制作学术期刊排行榜和排名表为主打产品的评价机构相继问世,争夺评价话语权,乱象遂接踵而至。所以,与其说是评价,不如说是科研体制导致了学术乱象。将评价视为学术乱象的根源,实际上遮蔽了科研体制对学术乱象之所以产生而应承担的责任。学术之乱和评价之乱,其实是同源的。”学术研究本应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诉求,“当学术研究中的非学术因素成为一种主导时,不仅带来研究者的精神变异,更带来学术的社会性危机,最终使学者和学术都失去了社会的公信力”。一言以蔽之,我们在抨击学术期刊、学术评价乱象的时候,不能忽视或者遮蔽了体制所应承担的责任。

   二、重建学术期刊的公信力

  如前所述,能否通过公平、公正地对待(评价)作者及其作品以赢得作者和受众的信任,是衡量学术期刊公信力的标准。如何重建学术期刊的公信力?要义当然是修复趋于断裂的学术期刊公信力的来源,而改革不合理的学术体制、学术期刊体制和学术评价体制是首要的,在此基础上,逐一清除导致乱象的根源,使学术期刊真正回归学术,为学术研究服务,重新确立起在其作者和受众心目中公平、公正、公开、开放的学术平台的地位,如此,学术期刊方能赢得公信力的回归。但必须看到,这样的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需要政府管理部门、学术界和期刊界共同努力。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必须从点滴做起,而眼下最重要的是要还学术期刊一个清朗的环境,这已经开始。

   学术期刊的治理,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如何治理?既要整章建制,又要道德自律,只有统筹协调,上下呼应,学术界和期刊界共同努力,才能标本兼治,扶正祛邪。

   1.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学术期刊

   国家社科基金来源于中央财政拨款,用于开展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以及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从2012年开始,运用国家社科基金对200家社科类重点学术期刊进行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经费管理办法(暂行)》明确规定:国家社科基金期刊资助的宗旨是:通过有重点、持续性的资助,促进我国学术期刊改善办刊条件,提高办刊质量,扩大学术传播力和社会影响力。2013年度,有4家期刊因收取版面费或经费使用存在严重问题,考核“不合格”,停拨经费,限期整改。2014年度考核34家期刊为“优秀”,资助经费60万元;139家期刊为“良好”,资助经费50万元;22家期刊为“合格”,资助经费40万元;1家期刊为“不合格”,暂停资助,要求整改。这是国家社科基金管理工作的一大创新,推动学术期刊加强自身建设,推出更多优秀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总体看,资助期刊不仅缓解了经费短缺的压力,杜绝了版面费现象,而且办刊成效显著,学术水平和影响力明显提升,较好地发挥了学术引领作用。

   2.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学术期刊进行资质认定

   为进一步优化学术期刊出版环境,解决期刊刊发质量低劣论文等问题,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2014年4月开展学术期刊资质认定和清理工作。总局制定了学术期刊认定标准,对期刊主办单位资质、办刊宗旨和业务范围、编辑队伍条件、审稿组稿制度、学术文章质量等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对定位不准确、一号多版的期刊,一律认定为整改的对象;对超越业务范围刊发论文、不具备学术出版条件的期刊不予认定;对败坏学术期刊声誉、以牟利为目的的“学术期刊”,坚决进行清理。2014年11月18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一批认定学术期刊名单公示》,在提交审核的6060种期刊中,最终被认定为学术期刊的共5756种(社会科学2043种,自然科学3713种),需整改后再认定的有127种,不予认定的共177种。由国家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组织对学术期刊进行认定尚属首次,这对实施期刊分类管理和开展学术期刊质量评估奠定了基础,为规范期刊出版秩序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推动学术期刊优胜劣汰长效机制的建立。

   学术期刊体现了一个国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学术优势,是衡量国家综合软实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学术期刊有其特殊的社会公益性质,不应该实行完全市场化的改革。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应该在资质认定的基础上,探索扶持一流学术期刊的途径。“国家出版基金扶持一流学术期刊”的口号喊了好几年了,但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颇耐人寻味。假如国家出版基金也能资助一批学术期刊,那何尝不是件新鲜事,不是件好事,学术幸甚,期刊幸甚!

   3.教育部采取切实措施端正学风

   近些年,学术不端已成为社会公害,尽管教育部和部分高校出台了一些措施,但学术失范、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现象并未得到有效遏制。为此,2004年6月教育部制定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从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到学术引文、学术成果、学术评价、学术批评等诸多方面都制定了含义明确的原则条文。2006年5月,教育部成立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主要任务是针对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失范、学术不端行为,选择典型事例,通过组织调研、专家鉴定、召开听证会等方法,提出研究咨询意见和建议,供有关单位参考。2009年3月,教育部出台《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学术不端行为的惩治范围:(1)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2)篡改他人学术成果;(3)伪造或者篡改数据、文献,捏造事实;(4)伪造注释;(5)未参加创作,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6)未经他人许可,不当使用他人署名;(7)其他学术不端行为。

   针对学术评价存在的种种弊端,2011年11月教育部又发布《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特别强调:“正确认识《科学引文索引》(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H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等引文数据在科研评价中的作用,避免绝对化。摒弃简单以出版社和刊物的不同,判断研究成果质量的做法。”这些意见有的放矢,力度空前,具有强烈的导向作用。我们欣喜地看到,许多大学深化改革的目标中都有了相应的举措。从2012年开始,浙江省首次在高校职称评审申报中试行设立教学为主型、科研为主型、社会服务与推广型的资格申报类型。湖北省也对高校教师发表论文数量方面的硬杠杆进行调整,教师可提供1~3篇经专家评审委员会认定,在相关学科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较有影响力的代表作,作为职称评定的主要依据,从而引导教师从重数量转变到重质量。“风乍起,吹皱一江春水”,上述措施有利于营造和谐的学术生态和学术氛围。

   4.加强学术期刊自律

   学术期刊是人类知识传承和学术积累的重要载体,是学术界进行学术讨论、学术批评的公共平台,同时也承担着倡导优良学风、维护学术诚信、创造良好学术氛围的社会责任。学术期刊如何构筑学术反腐“防火墙”,学术期刊如何加强自律,学术期刊如何重建学术公信力?我认为,首先要以管理为抓手,加强制度建设。一是建立同行专家双向匿名审稿制度,遏制论文选稿“潜规则”带来的腐败,实现公正选稿。二是建立学术不端行为备案制度,并及时向同行通报行为不端者的有关情况,联手遏制学术不端行为。三是建立刊后审读制度,对期刊的编校质量、学术质量定期检查,健全对编辑的制度监督。四是强化惩治措施,对顶风敛财不收手的无良编辑严肃处理,让他们不敢贪、不能贪。其次要加强编辑自律,提升综合素质。一是要树立责任意识,坚守职业道德,杜绝人情稿、关系稿,让学术回归“天下之公器”的本质。二是要培养编辑的审鉴能力,练就相应的眼力、判断力和洞察力,沙里淘金,百里挑一,编发学术名篇,发现学术新人,当好学术质量的“守门人”。三是要加强编辑的策划能力,要主动出击,不能守株待兔,更不能“捡到篮子里都是菜”。一个好的栏目,一次成功的选题策划,会提高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知名度。四是要鼓励编辑敬畏学术,理解学者,服务读者,甘当园丁,厚待青年作者,不能“店大欺客”,更不能有权就是任性!

  学术期刊的权威性,不是强制性的权力赋予的,不在于刊物的行政级别,不在于是国家一级学会或者国家重点大学主办,更不在于被哪家评价机构定为“顶级期刊”“权威期刊”“核心期刊”。学术期刊的权威性,关键体现在学术创新、引领学术潮流、学术批评、独立风格等方面的突出表现而得到学术共同体的普遍认可和读者发自内心的信服、尊重。

   三、学术创新

    1911年,梁启超在《学与术》一文中写道:“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真理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这是迄今看到的对学术一词所做的最明晰的分疏。“学与术连用,学的内涵在于能够揭示出研究对象的因果联系,形成建立在累积知识基础上的理性认知,在学理上有所发明;术则是这种理性认知的具体运用。”由此可见,学术是要发明真理,学术重在创造出新的东西。我认为,学术创新大体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提出新的问题,或采用不同理论对一个已经做过大量研究的问题给予新的诠释,或采用新的方法对一个旧问题进行再研究;(2)提出新的(或修正完善已有的)学说、思想、观点等;(3)提出新方法(或改进运用已有的)、新范式等;(4)发现新材料和新证据等。

    学术期刊要把学术创新列为最重要的价值目标。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它的社会品质,它不应该是少数研究者醉心于概念演绎,致力于“纯思”的逻辑推论,无病呻吟、自说自话的“学术自留地”,而是敢于站在时代发展的制高点上,考察研究中国和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高扬学术创新的旗帜,构建原创的话语权,自觉充当当代学术研究的“开放平台”。我们要从“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要有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不能搞“贴牌加工”,更不能把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西方理论模型的假设照搬过来。聚焦“中国问题”,坚守“中国立场”,创新“中国视域”,总结“中国经验”,诠释“中国道路”。我们期待学者回归学术研究的“中国关怀”,以自己的眼光关注中国和世界,并向世界展示“中国品格”。学术创新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华东师范大学设立的“思勉原创奖”就是很好的例子。“思勉原创奖”希望以“原创”作为人文学科“最重要学术贡献”的具体示范和标杆,已经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二是指它的价值品质,它不是隔靴搔痒的泛泛之作,不是停留在对传统的一味继承上,而是要扬弃,要创新,要发展,要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缺乏新意的学术理念,即使面对众多热点,也只能亦步亦趋、重复模仿;缺乏新意的学术论文,即使道理都是对的,但它没有灵魂,没有生命。学术期刊要善于提出有意义、有价值的真问题,坚决拒绝无意义、无价值的假问题。学术期刊在组织专题讨论、编发稿件时,不但要关心论文是否遵守形式上的学术规范,而且更要关心其内容是否具有学术上的原创性,是否对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实质性的促进程度。说到底,学术期刊提倡创新研究,就是提升刊物的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四、引领学术潮流

   在现代学术发展史上,学术期刊一直扮演着引领学术潮流的重要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学术期刊引领着中国学术的发展。1922年1月,留美归国的梅光迪、吴宓和胡先骕等人在南京东南大学创办《学衡》杂志,《杂志简章》旗帜鲜明地提出其编辑宗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学衡》杂志创办时间前后不过5年,共出版79期,汇聚了一批对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或改良持不同意见的文人,逐渐形成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十分重要的学衡派。《禹贡》半月刊是顾颉刚1934年3月创办的历史地理、边疆史地和民族研究的权威学术刊物,至1937年7月被迫停刊,共出版7卷82期,刊登文章700多篇,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族研究的新风气,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地理、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禹贡》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也给当下学术期刊主编诸多的启示:一是研编并举,互为促进;二是长袖善舞,广结人脉;三是扶植新人,造就新人;四是无间新旧,兼容并包;五是引领学术,创建学派;六是经世致用,学术救国。”

   1934年12月,《食货》半月刊在上海发行。主编陶希圣声称办刊宗旨是: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正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食货》半月刊的出版,引起学术界各方面的重视,对当时及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具有一定影响。民国时期的“四大学术名刊”《国学季刊》《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就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为现代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确立了学术标范,为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文史哲》崛起,它发起和推动的一场又一场学术论战和重大讨论,引领学术潮流,影响深远,有目共睹。

   学术期刊能否引领学术潮流,期刊界一直存在争议。吴承学主编表示反对:“如果编辑把用不用稿作为一种个人权力和资源,那是很危险的。我们要求编辑对作者绝不能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不要妄谈‘引领学术’,而是要敬畏学术,理解学术,服务学术。”原祖杰主编提出批评:“职业编辑无视学术研究基本规律而单方面强调期刊引领学术,不仅颠倒了期刊与学术群体之间的关系,所透出的还有学术期刊对其所依归的学术共同体的傲慢。如果职业编辑以学术领袖自居,将其所服务的期刊当作一种权利资源,一种学术指挥棒,只会使不健康的学术生态进一步恶化。”王学典主编是引领学术潮流的自觉推动者,他认为:“学术期刊怎样才能引领学术潮流?最表层的一个方面,是改变已有的或者开创新的学术风气。在学术界,一种治学取向掩盖或者压倒另一种或几种治学取向,一种潮流排斥另外的学术选择是常有的现象,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学术风气的形成。问题在于那些成为主流的东西未必就是健康的东西。这样的时候,如果一家甚或若干家期刊集中刊发所谓非主流的文章,给非主流的学者提供学术平台,那就会感染和影响学者们,引导和支持他们向另一个方向思考,久而久之,肯定能改变学术风气……另一个方面,在于能否更自觉更主动地提出学术话题,从而对学术界起到所谓的‘引领’作用。学术话题当然首先或主要由学者提出,但编辑部在这方面也并非无能为力。这当然首先要求编辑部能看清方向,把握学术发展的脉动,甚至把握社会和国际学术的走势。编辑部可以通过自己提出的或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和主题,把相关学者吸引和团结到自己的周围,从而推动学术的进步。如果这样做久了,就有可能形成以某一期刊为核心的学派。当年《禹贡》和《食货》杂志的成功经验表明,学术期刊发挥引领学术作用的空间是非常广大的。”柯锦华主编提出学术期刊编辑的三种境界:“从‘旁观者’到‘参与者’再到‘引领者’,标志着学术期刊编辑办刊理念的成熟和办刊境界的提升,意味着其编辑思想的自我超越与主体意识的自觉。一流学术期刊编辑有勇气有能力不断超越自己,不断接近学术引领者的最高境界和理想目标。”我赞成“引领学术”,因为不管哪家机构主管主办的学术期刊,只要制定编辑宗旨、设立学术专栏、策划论文选题、审读稿件、召开学术会议,刊发“编者按语”或者“主持人语”等,客观上就是一种选择,也就具有了干预学术走向、引领学术潮流的愿望和作用。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学术发展的进程中,并非只有作者、学者是主动的,学术期刊也同样可以是主动的,特别是那些标志性的学术期刊。其实学者与期刊并非矛盾的两极,完全可以携手共进,协同创新。但我反对夸大其词,把学术期刊“引领学术”抬高到不适当的位置。因为“引领”是有条件的。学术期刊主编不仅需要有崇高的事业追求,更需要有超出单一专业的宽广视野,对前沿成果的高度敏感,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在推动学术期刊发展和引领学术潮流方面,那些为社会所公认的名主编、名期刊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这里可以通过四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例一,《文史哲》杂志就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主办相关会议。从2006年起他们共主办了五次高端学术研讨会,名家荟萃,讨论热烈,影响深远,体现了主流大气、引领学术潮流的办刊追求。之一是“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80周年暨上古史重建学术研讨会”,之二是“中国文论遗产的继承与重构”,之三是“传统与现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范式转换”,之四是“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之五是“反省与展望: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学术会议一般由学术团体发起或主办,由学术期刊来举办如此之多的重量级学术研讨会,在学术界并不多见。《文史哲》主编王学典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认为:“一份杂志的影响力取决于该杂志锻造的公共学术话题的能力,——提出的话题越多,覆盖面越广,敏感度越高,影响力可能就越大。”

   例二,《南京大学学报》倡立“专栏特约主持人”制度。特色栏目的相继推出,也暴露了期刊编辑人员在知识结构、前沿意识、学术水平方面的不足。诚如学者所言:“编辑人员素质的提高是有限度的。目前大量的文科学术期刊是以综合性作为自己的特征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假如一个编辑人员只熟悉一个二级学科(其实要做到这一点也是十分困难的,他可能至多只能熟悉一个二级学科中的某个研究方向)的话,那么,他又如何去判断来自人文社会科学其他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论文质量呢?……这就启示我们,任何一个编辑人员,哪怕他再有天赋,也无法通晓整个一级学科,更不要说其他一级学科了。”为了弥补这个短板,朱剑主编引领学术期刊潮流,在2000年第1期率先推出了“本专栏特约主持人”。此后几年《南京大学学报》独领风骚,其做法得到学术界和期刊界的广泛认可。自2004年开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浙江大学学报》《南开学报》《复旦学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等相继推出了“栏目主持人”制度,一时间武林高手频现江湖,各使绝招,促进了学术期刊的发展,也推动了学术研究的繁荣。

   例三,《清华大学学报》设立“百盛-清华学报优秀论文奖”。为了庆祝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清华大学学报》利用马来西亚金狮集团百盛基金会捐助基金设立了“百盛-清华学报优秀论文奖”,并于2011年召开了第一次颁奖会。首届评奖共有4篇文章获特等奖,每篇奖金2万元,13篇文章获一等奖,每篇奖金1万元。如王学典《“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胡鞍钢《特大地震灾害的应对周期》等文章,皆在获奖之列。获奖文章全部发表于2006~2010年的《清华大学学报》。首届评委由李学勤、傅璇琮、童庆炳等先生担任,学界对这个奖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之为最有影响力的民间学术奖项之一。2013年该学报又举行了第二届“百盛-清华学报优秀论文奖”评奖,经认真审读,反复讨论,严格筛选,最终产生了罗志田《一次宁静的革命:清华国学院的独特追求》、许章润《论国民的法治愿景——关于晚近三十年来中国民众法律心理的一个描述性观察》等优秀论文15篇。获奖文章全部发表于2011~2012年的《清华大学学报》,每篇奖金1万元。本人荣幸担任第二届评委。评选优秀论文的举措,具有明确的导向功能,意在改变“以刊评文”的不正确做法,回归以文章质量论高下,引领学者经过长期潜心研究和学术积淀创作出学术名文或某一学术领域所认可的代表作。 例四,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等17家学报主编提出创设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简称“网刊”)。“网刊”创刊于2011年2月,其宗旨是:打破校域界限,集中名校优势,在数字平台上实现学术期刊的专业化转型。具体做法是:联合编辑部对加盟期刊拟发表文章进行专业化选编和数字化重组,通过中国知网实现优先出版和整体传播,并利用网络和手机推送等全媒体新型手段强化传播效果。在17家学报主编的引领下,目前加入网刊的高校学术期刊已增至120余家。网刊已经形成了以学科为边界的专业期刊群和以问题为中心的专业期刊群两大体系,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学报》《文学学报》《哲学学报》《历史学报》《政治学报》《经济学报》《法学学报》《社会学报》《教育与心理学报》《传播学报》《民族与人类学报》《艺术学报》等12个一级学科专业期刊,以及《三农问题研究》《资源环境研究》《性别研究》《青少年研究》《区域文化研究》《儒学研究》等6个专业期刊。网刊的运行获得了巨大成功,文章下载量大幅提升,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学术期刊“借船出海”,通过与中国知网合作,不仅能实现内容与技术的融合、刊物与网络平台的融合,而且实现编者与作者、读者的融合,知识生产与传播扩散、利用过程的融合。

    五、学术批评

  近年来学术生产的上、中、下游都出现了种种弊端,其中学术批评的弱化,可以说是主要问题之一。学科之间缺少学术争鸣,同行之间缺少学术批评,你好我好大家好。学术会议奉承“权威”、专家的声音多,敢于说真话直面批评的声音少。学术期刊自说自话的文章多,质疑批评的文章少。之所以出现如此局面,究其原因,“在学人方面,除了缺乏明锐的批判眼光和强劲的批判能力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畏首畏尾——怕惹麻烦,怕得罪人,怕冒犯权威,怕触怒强权。一句话,怕得不到种种实惠,反而招来一大堆祸患”。在期刊方面,主编怕冒风险,怕得罪权势,怕树“敌”过多,怕给领导添乱,怕承担责任,导致学术批评的勇气不足,更别提批评的公正性、正义感、使命意识。面对权力关系、利益关系、利害关系、人情关系,批评之刀缺少了锋刃,批评的功能就大大打了折扣,也就成为一种自我阉割。

   批评是学术的生命,是学术进步的必由之路。离开了学术批评,学术期刊、学术评价就有可能走向腐败;离开了学术批评,学术生产、学术共同体也就有自我塌陷的危险。学术批评大致应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学术不端、学术腐败行为的揭露、谴责和鞭挞,以维护学术尊严,净化学术生态;其次是对学术“问题”本身展开的辨伪、驳疑、商榷、对话等,以达至真理的发生。知识在争论中丰富,真理在批评中彰显。雅斯贝尔斯曾经说过:“对话便是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实现。”所以,没有质疑性的批评,就没有真理的发现。学术批评从本质上讲是对学术成果的研究和评价,在其出发点上应当是一种“无罪推断”,而不是“有罪推断”,就是要深入地思考这些学术成果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进而发现学术成果的理论局限或材料失当,提出批评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学术批评必须从事实出发,不虚美,不苛责,坦诚公允。学术批评不能避重就轻,更不能避实就虚,无论是“隔靴搔痒”之“赞”,还是“借题发挥”之“骂”,都不是正常的学术批评。“学术批评应该坚持‘五个提倡’:提倡指名道姓,这样既是对被批评者的尊重,也是批评者磊落的表示;提倡就事论事,反对上纲上线;提倡彼此尊重,反对相互诋毁;提倡理性态度,反对感情用事;提倡以理服人,反对以势压人。”学术批评需要宽松宽容的社会氛围,需要学术期刊的主动作为敢于担当,需要批评家尖锐透彻的真知灼见。值得欣慰的是,当前部分学术期刊已经开辟了“学术争鸣”栏目,并发表了一些有深度的批评文章,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六、独立风格

   “独立风格”就是学术期刊从内容到形式所体现出来的有别于其他期刊的个性和特色,它具有特殊性,不容易被别人模仿、克隆或替代。在大众传媒时代,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视、互联网、微博、微信林林总总,铺天盖地,竞争激烈而残酷。学术期刊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就是“千刊一面”,了无个性,同质化严重。如果盖住刊名,你还真分不清楚这是张三李四还是王五赵六。没有独立风格,就没有核心竞争力,也就没有了继续发展的空间。学术期刊如何形成与众不同的独立风格,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有两点。

   首先要具有独立性。正念坚固,如净水无波,不随物流,不为境转,坦荡无私,保持主见,敢于挑战权威,都是其中的应有之义。然而,众人喧哗之际,静者独难。因为,发什么不发什么,以什么样的话语方式言说或不以什么样的话语方式言说,入得了“核心”入不了“核心”,常常要受到“无形之手”的操控——经济利益、功利主义、短期行为,以及评价系统、影响因子、转载率,乃至权力、人情、关系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如果你没有独立的人格品质和过人之定力,便会为浮名近利所诱惑,被权力欲望所驱使,心神旁骛,或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或追风猎奇、哗众取宠。学术期刊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决定了期刊必须与社会保持必要的独立,应当在世俗面前保持清醒的价值判断,才能真正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术期刊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决定了期刊不应该是既有声音的一次次重复,而应该敢于发出独立思考的声音。

    其次要具有思想性。学术期刊不仅是学术与知识的载体,更是思想的载体。李泽厚曾经批评:“90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王国维、陈寅恪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后来,又有人概括为“思想淡出,学术凸现”。一时间,学术思想领域出现一种弊端:“学术与思想之间纽带的断裂状态。”许多人埋头于“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学问之中,避免思想论争,不再从痛苦中分娩思想。然而,没有思想就没有话语权,没有思想的国家是强大不了的,没有思想的文化是走不出去的!“为国为民,不落俗世,做有思想的学术,出有学术的思想,二者不可偏废。这样的追求,又何尝不是人文学科应有的品质?”作为对社会有着深刻人文关怀的学术期刊,不妨少发一些充满“犬儒主义”情结的文章,多发一些道义担当和思想担当的文章,这对许多期刊来说是一种考验。

   行文至此,意犹未尽。古人云“文如其人”,确实是至理名言。那么说杂志如主编,也大体不差,因为其中包含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的血汗,我们的激情,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痛苦,我们的良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时代》杂志10周年的贺词中就讲到:“伟大的杂志都是它主编身影的延长。”这话值得思考。一本优秀的学术期刊,总是投映着主编的胆识魄力、学术理念、人文精神、胸怀气度、操守格调,以及对学术公信力、权威性的追求和处理复杂问题的政治智慧。即使我们无力前行,至少,也应该像著名经济学家西蒙所要求的那样:“让世界不要比没有我们时更糟。”这是一种底线。学术期刊的价值,在其独立风格、思想力量和学术创新。什么样的人办什么样的杂志,华岗办《文史哲》,巴金办《收获》,黎澍办《历史研究》,宋振庭办《社会科学战线》,范用办《读书》《新华文摘》,都是很好的例子。办好杂志最重要的是主编,主编是杂志的一面旗帜。“主编的风格决定了期刊的风格,或强直;或柔弱;或机巧;或稳健;或庸碌度日,自得其乐;或逢迎讨好,‘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各种性格造成各种不同的结果,但惟有一条是共同的铁则,那就是:主编随时可以替换。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在杂志体现的尤为明显。正因为如此,飘扬在营盘上的标志常有变幻,不时可见祭出新的图腾。”不过,沧海之中能够站得住的总是品牌!至于我们个人,所有的跌宕悲喜,都是人生的历练。转过身,从容走进暮色,我们与夕阳一起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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